然而，修宪却非政治意志的恣意表达，而是受到重重限制。

[12]陈教授的这个论断可谓切中肯地，简单来说，如果中国宪法第一根本法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那么人民当家做主已经在宪法第一章总纲和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得到具体的法律化，但党的领导依然留在宪法序言的原则性表述之中，因此人民当家做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也就未能具体化为某种特定的法权结构和法权关系。这种宪制结构在主权的层面上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宪法序言中所宣告的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中国式表述，通常简化表述为人民当家作主。

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8页。抽象的人民的监督权在这里被具体化为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信访、纪检、巡视、行政监察、检察、行政诉讼等制度为人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制度通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则试图为人民行使监督权建立更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机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基础是人民的监督权，人民授权监察委员会来集中统一行使。实践再次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直接触及到这个核心问题，与之前各种司法改革不同，监察体制改革将涉及到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一体制变革有别于八二宪法之前的四次修改，不仅因为这次变革将涉及到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重构，更重要的是这将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辩证统一的法权结构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将部分弥合绝对宪法与宪法律之间的分离，因此可能引发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换句话说，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政治关系，尚未落实为一种法权关系。[8]陈端洪教授的格式化表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注意到这个区分的重要政法意义，虽然他在后面的论述中指出这一格式化的表述包含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但只有注意到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上述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发辩证统一之中的巨大张力。

此外，宪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5)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司法权既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2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67—68、69、67页。正如美国法学家卢米斯所说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权责统一的经典表述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18]。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8、17页。[14]联合国核准认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指出：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什么是司法？国内外有各种观点。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轻法官负担、保证办案质量，并真正使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每个法官都是平等的，也都是独立自主的。在全面依法治国和深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创新司法理论，对一些长期困扰法学界法律界的司法理论问题给出了依据客观规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刻阐述，为包括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在内的司法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如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要接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以便正确地适用法律，防止司法腐败现象发生。法官行使司法权审判案件不受任何无关因素的影响。[23]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裁决效力的至上性，即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除经司法机关依法改判外，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变更或撤销。

司法责任制只能以也必须以司法权独立行使(运行)为前提。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完善司法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促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其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就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院长、副院长、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情况和评议结果：(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1)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庭审分工以及指导做好其他必要的庭审准备工作。

[3]《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3月26日。如果扭曲司法责任制，必将导致司法民主制破产。比如，这几年陆续发现的冤案，哪个是法官个人能负得了责任的？都是由国家赔偿、国家负责。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22]基于程序之治的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试图把一切法律现象都还原为程序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必须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根据《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审判责任的范围限于：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三是因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赔付责任等。关于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司法责任制，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2016年7月18—19日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也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石，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由之路，对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坚定信心和决心，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领域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利益格局，‘伤筋动骨在所难免拿破仑时代是这样的，德国法时代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

早年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一看课表最先发现的问题就是，这民法的课怎么这么多？。但如果有人受到名誉上的侵害，最好是得到赔偿之后就结束，可别再要求去消除影响。不说别的，评职称投票，民法专业的人可能就会占很大的便宜。一种以《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源于客观条件的限缩。

《瑞士民法典》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那么，中国在面对民法扩张的这样的世界潮流，应当如何选择？目前，中国的民法学界的情况是主张扩张观点一边倒，好像还没有人说到民法需要限缩。

民法的体系需要完整和协调，民法与整体的法体系当然更需要完整和协调，因为法体系整体本身必须完整和协调。因此，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如何综合考虑人格权保护与救济的制度设计，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应当加强公民法治教育，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准，自觉抵制落后腐朽文化侵蚀，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局面，使黑恶势力无处藏身。旷日持久的民法诉讼背后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黑恶势力向新行业、新领域扩张，如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要铲除黑恶势力，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因此，对每一起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都要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页后，人类步入了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预防打击黑恶势力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公检法机关、政府各部门等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综合运用治安、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协同管治。

当我开始研习民法之后才知道，民法的内容的确太多了。关于劳动合同，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条款。因此可以说，造成如今民法如此庞大的大民法的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民法典》。